拜好萊塢眾女星對哈維‧溫斯坦行徑之怒火所賜，#metoo運動於2017年底在社群媒體上如火如荼地展開，轟轟烈烈地延燒至今，除了影視產業，這把火也燒到了教育、學術、政治、金融、體育、宗教等領域，古典音樂界亦然。
2017年底四名男性受害者陸續出面指控指揮家詹姆斯‧李汶(James Levine)的犯行後，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於2018年3月12日開除李汶。
在多名聲樂家、交響樂團團員、行政人員公開指控後，指揮家夏爾‧杜特華(Charles Dutoit)自2018年初起陸續遭英國皇家愛樂樂團、波士頓交響樂團、舊金山交響樂團、紐約愛樂、費城管弦樂團、雪梨交響樂團、芝加哥交響樂團解除合作關係。
指揮家丹尼爾‧加蒂(Daniele Gatti)因對聲樂家與樂團團員的不當言行，於2018年8月遭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堂管弦樂團終止合約。
紐約愛樂於2018年9月以行為不檢為由，開除其雙簧管首席王亮及小號副首席馬修‧墨基(Matthew Muckey)。
克里夫蘭交響樂團前任樂團首席威廉‧普魯西爾(William Preucil)及長號首席麥西莫‧拉‧羅撒(Massimo La Rosa)因涉嫌性騷擾，於2018年10月被開除。
美國假聲男高音戴維‧丹尼爾斯(David Daniels)與其夫婿在今年1月於密西根州住家遭逮捕，兩人因2010年的一樁迷姦案件被引渡至德州受審。
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、洛杉磯歌劇院總監多明哥(Plácido Domingo)三十多年來的性侵擾情事，由美聯社於今年8月首度揭發，至今已有二十位女性出面指控。
前述犯行者的共同點：因為音樂才華受到樂迷擁戴，擁戴轉化成票房及其他實質利益，實質利益被兌現為個人的權勢，個人權勢被利用來侵擾位階弱勢者，且其侵擾行為長年被默許。
侵擾無關風流，亦非韻事
總會有人將騷擾與性侵情事美化為當事人的風流韻事，諸如「恐怖情人」、「對方只是使用了較為激烈大膽的求愛方式」、「藝術家總會有異於常人的行為模式」、「從前男女間的互動方式跟現在不同」等說法云云，透過一層玫瑰色的薄紗來看待這些犯行，但這些犯行發生在職場上，影響層面也已涉及被侵擾者的職業生涯規劃，就已不再是什麼韻事，誠如許多遭杜特華騷擾的女聲樂家們所說，拒絕「求愛」的後果是被列入黑名單。
棲身於玫瑰色薄紗後的是一群沒有選擇權的弱勢者，這群人或許得花上許久的心理建設，才能攢夠勇氣道出受害一事，而說出來的代價是什麼？身分暴露以後需要面對的是什麼？
李汶被指控的犯行始於上世紀的60-70年代，他以一種近乎邪典(Cult)的方式控制他的受害者們—一群十來歲熱愛音樂的青少年，強迫他們全身心地為自己付出，而杜特華的侵擾行為由上世紀70年代始，到近年仍時有傳聞，許多受害者等待了數十年才乘#metoo之勢揭發這些「音樂偶像」的不堪，意即，這些犯行長年以來是被默許的。
沒有在音樂圈討過生活的人，或許很難了解這種「一言判生、一言判死」的特殊生態，以及隨之而來的人際互動方式。
音樂產業無法以科學方式來量化計算工作表現，個人的年資與經歷多為參考值，更無客觀的績效評量標準可言，對劇院簽約歌手、樂團演奏員、音樂學院專任教師…等固定職位者而言，尚有些許工作保障，但多數的音樂家們很可能前一天還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演出，後一天就開始擔心電話怎麼沒響？經紀人那兒怎麼沒聲沒息？樂團經理怎麼沒有call班？這對剛入行的新鮮人來說特別艱難，前途常常長在前輩們的嘴上，與自己的天賦或工作表現沒有一定的關係。
當許多以音樂演出為職志者還在辛苦參加各種比賽與甄試、試圖撬開緊閉的機會之門時，若是有一群人，一群以音樂才華而受到景仰的人，只要一句話、一個肯定、一些認同，就可欽點一枚名不見經傳的菜鳥，給他/她眾人夢寐以求的演出機會，這一群人很難不被奉為神祉，但若在這群「神」中，有人開始對處於弱勢的音樂新鮮人表現出不良企圖，能夠站出來反抗的，又有多少？噤聲文化就在這樣的職場氛圍中滋長著。
社會彷彿給予了音樂家與常人不同的道德標準，這些神明一般的音樂家，若是把他們的名字遮起來，也別去考量聆聽他們的音樂如何使人榮光充滿，純粹以一般人的行為規範來設想，我們可以容忍這樣的權勢騷擾、權勢性侵嗎？
狼師成為受害人揮之不去的陰影
且將場景拉到校園中。音樂從業者的養成環境非常特殊，在就學時期就需與師長建立親密的關係，校園中也有所謂的師從制度，進行一對一的指導，師長們能就學生個人的優缺點給予指導，甚至還扮演心理輔導師的角色，給予職涯規劃建議，師生關係建立在堅定的信任上，但這份信任也會被濫用。
克里夫蘭管弦樂團前任首席—威廉‧普魯西爾2018年7月遭《華盛頓郵報》踢爆其於克里夫蘭音樂學院、新世界交響樂團學園(New World Symphony Training Academy，位於邁阿密)任教期間，藉著權勢或利用學生們對音樂的熱情，對多名女孩上下其手，案例最早可追朔至1998年，同一樂團的長號首席麥西莫‧拉‧羅撒在克里夫蘭音樂學院的行徑，與普魯西爾如出一轍。
諸如此類的犯行除了在當時侵害了女學生們，也影響了她們後續的職涯規劃，任何犯行者工作的樂團、參加演出的音樂節、任教的學校，這些女孩們只能避開，因為音樂家們的工作環境與一般人不同，以演出場館來說，排練的空間是大家一起使用的，舞台的後台準備空間多是狹小到需要摩肩擦踵才能穿梭來去，練習室、休息室等空間更是不友善，多的是機會可與犯行者打到照面。
克里夫蘭交響樂團於2018年10月開除了它的長號首席與年薪高達62萬美元的樂團首席，理由是兩人在樂團服務期間行為不檢。值得注意的有兩件事，一是這些犯行雖是在樂團排練演出時程以外的個人時間中發生，但因樂團的光環間接造成了「賦權」作用，導致犯行得逞，故須負起責任；二是即便性侵指控因犯行年代久遠而未能定讞，為了維護組織的聲譽，樂團依然決定開除兩人。
共犯結構令人心寒
本文中的犯行者雖以性為侵擾的手段，但實則無關男歡女愛，他們的行為常是一種權力的展示。李汶強迫他的受害人在同儕前自瀆，普魯西爾將頭鑽進女學生兩腳間再往上瞧進她裙底，戴維‧丹尼爾斯更是明目張膽地將樂迷帶回住處迷姦，這樣的犯行雖然惡劣，但更令人心寒的是背後任其滋長的共犯結構。
音樂家是誠心事奉音樂的，任何作為皆以維持最高水準的演出品質為依歸，面對音樂時通常展現了高度的紀律，但品格教育在其養成過程中似乎見仁見智，柴科夫斯基大賽也不會給參賽者打品德分數，再加上被各式各樣的縱容者(Enabler)圍繞，社會規範在這些犯行者身上，常起不了太大作用。
以樂團管理為例，團員排練遲到或表現不佳可以違紀處分，若指揮練團超時還可集體停止排練，連伯恩斯坦、阿巴多…等大師都吃過紐約愛樂的排頭，但為何在#metoo運動延燒前，管理階層長年無法積極處理權勢騷擾情事？即使前後兩者同樣屬於發生在工作場域中的違紀行為。
猶記新世界交響樂團學園對女學員的投訴顯得手足無措，而波士頓交響樂團的管理團隊更發展出「共識」，凡是杜特華客席指揮的場次，女性工作人員一律要避免單獨進入杜的休息室。
潛規則是不會寫在白紙黑字上公告週知的，傳遞它的是一種既輕柔又隱晦得讓人寒毛直豎的悄言絮語，卻很有效率地在每個人心中長久扎下了根。
總部設在德國的古典音樂線上雜誌VAN(取自Ludwig van Beethoven的VAN)在訪談了美、英兩國多所經紀公司員工後，總結出了一句「喔，是呀，他會這樣」，這是執行第一線任務的職員們在工作現場遇到狀況後，向公司回報時會聽到的金句。然後就沒有了。
有辦法躲開的、忍受得了公司旗下藝人諸多行徑的，就繼續留在工作岡位上，無法適應的也可以請公司調派至其他部門，但一名員工能在同一個職場裡被調派幾次呢？彼此能永不相見嗎？
對經紀公司來說，音樂家是很重要的資產，帶進的實質收益包含演出費、授權費、各級贊補助資源等，要選擇保護誰似乎不是一道很難的題目。
我們造的神若是怪物
犯行者們諸多不堪的行徑隨著#metoo運動曝光後，歐美樂迷們開啟了一連串耐人尋味的討論，主旨大約是：令人喜愛的藝術作品若是出自怪物之手，我們該如何自處？
2018年春天，樂迷們不經意發現大都會歌劇院專屬的廣播節目Met Opera Radio已將李汶的錄音全面下架。李汶與該劇院於1971年首度合作，1973年被任命為首席指揮，1975年成為音樂總監至2018年被開除，MOR此舉表示該劇院有四十多年的演出錄音將無法再被聽見，因為這些劇目皆是由李汶指揮演出，而參與大都會歌劇院演出的其他音樂家，也因此受到牽連，當年的卓越表現一併隨著李汶錄音作品的「禁播令」而消失。
獵巫的疑慮在#metoo運動啟動不久後慢慢傳出，禁播一事似乎坐實了這樣的擔憂。
反對者的說法很簡單，若是禁播每個行為不檢的音樂家、每個染指女聲樂家與小男童的指揮、每個對學生及團員伸出鹹豬手的交響樂團首席…等參與的錄音作品，這世界上還剩下多少音樂可聽？若每闕音樂作品是否該被聆聽，都需連結至音樂家的個人品行，華格納是個種族主義者，文藝復興晚期的傑蘇亞鐸(Carlo Gesualdo)手刃外遇的妻子與其情夫，卡拉揚是個納粹黨員，樂迷們是否也要因此拒聽他們的作品？答案如否，為何#metoo運動所控訴的犯行者就須接受如此待遇？而這道德重整運動要執行得多徹底？
贊成禁播者則由時空條件的角度切入。雖然華格納、傑蘇雅亞鐸、卡拉揚等人的犯行從未被時間的洪流掏洗去，而他們的受害者多離世，後人已可客觀地將他們的作品與個人行為分開來，讚揚其藝術成就同時，也不忘在歷史中記下其人其行的種種不堪，但李汶、杜特華…等人的錄音作品是否也可以同樣的方式面對？當他們的受害者仍在努力走出創傷時，樂迷的支持是否間接告訴這些犯行者，他們的藝術成就可以抵銷個人的荒謬行徑？更遑論這些犯行者中，有不少人仍可藉由每次電台播放、每片CD專輯銷售、每個線上音樂下載…等途徑獲得可觀的授權費用。’
要怎樣的世界，自己決定！
當我們在觀賞《莎樂美》時會告訴自己，那個覬覦姪女青春肉體的希律王只是歌劇演員的表演，與該員的真實人生無關，但當一個被控長年騷擾少年音樂家的歌手走上舞台唱出「願我的淚珠，配得上用來膏抹你，貞信的耶穌」時，身為觀眾，我們如何說服自己只聚焦在作品而非演出者身上？又該把那條區分藝術表現與真實人生的線畫在哪裡？
諷刺的是人生似乎以一種奇妙的平衡運作著，一邊有群#metoo運動者全面抵制犯行者，另一邊則有人主張品行歸品行、音樂歸音樂，因此丹尼爾‧加蒂被皇家大會堂解僱後不過幾個月，即獲得祖國羅馬歌劇院一紙三年合約，杜特華即便被歐美各大樂團掃出門外，仍有聖彼得堡愛樂管弦樂團張開雙臂歡迎，去年11月甚至隨團站上台北國家音樂廳的舞台上演出，接受眾多台灣樂迷的掌聲與喝采，並於今年4月客席上海交響樂團指揮理查‧史特勞斯的《唐‧璜》。
現今世界的樣貌是由所有人的作為組成，唯有當「這樣已經夠了」的想法開始並持續發酵時，音樂從業者才能擁有更友善的工作環境，#metoo運動或許已產生了些許正面影響──
李汶儘管不滿被大都會歌劇院開除而提出違約及誹謗告訴，但考量慘烈官司將造成更大傷害，雙方已於今年8月初協議和解，而李汶已無法回到歌劇院任職；王亮與馬修‧墨基遭紐約愛樂開除一案，目前雖由工會代表爭取其工作權而調整為留職停薪，但兩人名字已由樂團官網撤下；克里夫蘭交響樂團的威廉‧普魯西爾及麥西莫‧拉‧羅撒，在性侵擾惡行被揭發後，立即由任教的克里夫蘭音樂學院「被離職」；男高音戴維‧丹尼爾斯與其夫婿已於今年7月因迷姦案件遭起訴，密西根大學於2018年8月事件爆發後隨即將丹尼爾斯停職；儘管歐洲樂壇持保留態度，多明哥案爆發後，美國多場演出立即遭邀演單位喊停，其任職的洛杉磯劇院亦立即展開調查。
性侵擾事件雖由法律定義與定罪，道德的界線卻是由人心畫出來的，在我們手上被造出的、怪物一般的神，就該由我們親手從神壇下架！﹌
文｜安理實
2019年10月發表於樂覽雜誌第196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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